《故园的背影》是一本不起眼的小书，但其内容关涉27个家庭数十年来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缩影，颇具代表性。在此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自己就像一个入戏很深的票友，游走在现实与过往之间，感动于作者对母校的拳拳之心、对父亲家人的殷殷之意，在心底生出无限同情来，很愿意为作者出版心愿的达成略尽绵薄之力。
一
2017年底的一天，多年未联系的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先生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2018年是湖南师范大学校庆80周年，有一本书想在母校的出版社出版。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这一类信息和电话，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通常在回复作者“谢谢信任，期待拜读大作”以后，就难得再有下文了。不成想，郭先生却很是认真，之后不久，我便陆续收到他发送过来的部分稿件。
最早收到的三篇文章中，有一篇题为《我的父亲刘重德》的文章，勾起我想要一窥究竟的欲望，并对整部书稿萌生强烈期待。
刘重德先生，我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教于衡阳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从湖南大学分配至新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担任英文教员。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前后长达五十五年。女儿刘红英从小学到大学的时光，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是地地道道的师大子弟。
刘女士的文字，起初我是当成鲜活的校史材料在读的。她的语言再现能力很强，有一种真实的在场感，即便不是长期生活在此地的人，也会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在她的笔下，父亲是一个不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但绝对是一个勤勉严谨甘于奉献的大学老师。
“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学校食堂给全家人打早饭。我常常看到父亲靠着藤椅仰着头的背影。天刚微亮，父亲却已工作一小时了。他习惯于早上备课，最后一道程序就是‘过电影’，把当天要讲的内容默记一遍。父亲说，‘过电影’总能让他发现需要改进的地方。……他很为自己不用课本不用讲义教课而自豪，不知道他的学生们知不知道他费了多少苦心备课，而且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因为教过的材料而不‘过电影’。”
她字里行间表露出的父女之间那种难以言说的深厚情感，给我带来不小的惊喜。也许是孤陋寡闻的缘故，以我的阅读所及，总觉得这世上赞美母亲的文字不少，表彰父亲的文章，除了朱自清的《背影》，实在数不出多少篇来。编辑出版一本这样的有关父亲的读本，多少可以弥补一点这方面的不足。
我将上述三篇文章复制了几份，分别给社长吴真文教授等几位社内同仁审读。看法基本一致：如果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像刘红英的文章一样，切合主题，兼具思想性和可读性，那该书的内容质量大致是有保障的。
我及时向主编郭世佑先生转达了我们对书稿样章的看法，也提出了关于书稿质量的基本要求。幸运的是，郭先生组织编写这部书稿的初衷，显然不只是局限于家史和校史的范畴，还希望借细叙父亲勤劳坎坷一生，以记录和描述普通人的生活史，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可靠的社会史、生活史资料。
选题品味的这种提升，让我有点喜出望外。最终，郭先生从众多的文稿中，选用了符合组稿要求的27篇文章，并将其分为“西霞在望”“二里半兮”“桑田苦乐”“主人实况”“杏坛守护”“权职沉浮”“桴渡归巢”七个部分。
出版人时常感叹，好选题难得一见，但要是没有发现的眼光，也会与其失之交臂。
二
我与郭先生之间，经过无数次的邮件往返、电话商谈之后，稿件基本定型。这时已经到了2018年6月，离校庆大典不足4个月。接下来，责任编辑的物色摆上了议事日程。
这个选题的编辑加工存在有一定的难度，原因在于：作者在书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各自父亲和家人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而且，他们在历次运动中或多或少都受到一些冲击，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一旦找到宣泄的渠道，有些作者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参加选题讨论会的各位同仁一致认为，我是该书责任编辑的最合适人选。也难怪，谁叫你提出这个选题呢？
为沟通的方便起见，郭先生也希望由我来承担这本书的具体编辑工作。他说:“期待黄林先生能像我熟悉的湘籍出版家许医农老师和我的老友李昕兄（原香港三联总编辑、原北京三联总编辑）等一样，以出版家的眼光与对历史负责的品性，尽量说服你的编辑团队，少删作者的文本，多留史实与细节，我们是在编写一本可以让未来的历史研究者都值得一看的书。我也建议阁下兼任该书的责编，你是在下的本科恩师林增平先生的研究生，我期待你我一起推进该书的顺利出版，估计林师泉下有知，也会高兴的”。发展到后来，有一天，他竟然将二十多年前我写给他的书信用手机拍下来，通过微信发给了我。说实话，我完全忘记了曾写过这么一封信。况且，郭先生由湖南湘潭而杭州、北京、上海，中途多次调动迁徙，信件竟然没有被无意丢弃或有意清理掉。
郭先生此举，明显有些用力过猛，有种感情绑架的意味。其实，他是不知道我对编辑工作的喜爱，以及想重回编辑工作一线的冲动（自2006年转到出版管理岗位，本人就再没有时间和机会从头到尾去编辑一本书，体会一下作责任编辑的滋味）。即便他什么都不做，什么话也不说，这活我也是会接下的，只是不会公开表露出这种意愿而已。甚至有一次在电话里，我还开玩笑说，你要我作责任编辑可以，如果万一因书稿把关不严害我丢掉了饭碗，那时你可不能袖手旁观，一定要发动各位作者捐钱捐物，拉兄弟一把。他回答，那是自然。
要加工好此书，需要做一些额外的功课。郭先生称，该书的写作酌情参照了“美国口述历史专家 S.柯蒂斯《口述历史指南》、D.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等书中确保求真的某些通用要求”，那就得找来唐纳德·里奇等国内外学者有关口述史的代表性文章和著作看看；该书既然尝试以“真实的资料”和“诚实的叙述”来记录和描述普通人的生活史，那西方后现代史学的基本理论及规范是必须要去了解的。关于这一点，杨牧之先生说得更透彻。他说：“审稿也是读书。在审稿中要审校原稿中的资料，就要去查阅很多书，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要记住做读书笔记，书编完后，我们自己肯定会得到提高。”
有了这些知识准备，会大大增强修改取舍书稿的信心，与作者交流沟通时也会变得更有底气。
该书全部27位作者中，理科背景的占12位，文科出身的15位，只有主编一人为历史学科班出身。要把长期工作生活在异国他乡，母语思维和表达略显生疏，又不具备历史学专业知识背景的北美校友组织起来，从事这样一项写作活动，主编付出的艰辛当可想见。可即便如此，书稿要达到正式出版水平，仍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首先要解决的是书稿的格调问题。尽管在写作之初，主编反复强调，要站在“知人论世”的高度，多一些事实描述，少一点价值评判，切忌将文章写得充满愤怒和怨气。可要真正将其落到实处，又谈何容易！譬如：有一位父亲，在1954年被打成叛徒，1984年底才得以平反，蒙冤受屈三十年。当罪名最终被洗刷，冤案彻底被纠正的时候，这位父亲感到如释重负，心情无比舒畅，可作者的感觉显然要更为复杂，“我不知道在他扬眉吐气的时刻是否追问过，为什么会出现长达30年的冤案。冤案使他没有能够尽展才华潜力，这笔账应该怎么算？”诸如此类的过激文字，是应当避免的。
其次是对内容枝蔓问题的处理。该书写作强调挖掘尽可能多的细节和故事，尽可能增强文本的可读性。这原本是为了贯彻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理念，值得肯定。但前提是要围绕主题来进行，且应言必有据。否则，就会削弱书稿的严肃性和可信度。有位作者写道：“那年（按：1974年）11月初，还发生另一件有趣的事，爸爸到子弟学校找到校长，让我们红小兵去抓麻雀，要活的。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各种方法。我们突然想到那个用铁丝网做成的试验室，防止麻雀吃水稻。我们十个红小兵到网室，在门口放着米，引来麻雀，然后马上关门。每两人一组，拿着麻袋套麻雀。我们一起逮到26只，超额完成了任务。后来才知道，这些麻雀送到了省委蓉园宾馆，后来才得到证实，这些麻雀成了正在长沙停留的主席的盘中餐。”此类故事，表达出的是湖南人民对于自己领袖的热爱之情，可是很难去印证，只能摈弃不用。
围绕书稿修改与作者展开的对话，也需要一点智慧和技巧。该书的作者，一定程度上说都是成功人士，有个性，自尊心很强，不大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有位作者，为他的父亲填了一首词，在词中，他称父亲为“家慈”。主编审稿时，改作“家严”。但作者拿到书稿后又改了回来，坚持用“家慈”。主编很无奈，竟破例让步，想给他留个“纪念”，给点教训，就将稿件交到了出版社，或许也想考验一下编辑的功力。此等错误，是不必征求作者意见的，径直修改就是。只是结果的通报，要照顾到作者的颜面，得讲究方式方法。后来，我与这位仁兄在师大见面时，特意私下提醒他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免得重蹈覆辙，贻笑大方。
有一些作者，可能不会当面质疑你的编辑加工能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背后悄悄去求证。《故园的背影》一书出版后，有位作者就拿出自己的原稿与成书进行逐一比对，以验证这些改动是否合理恰当。事后，她在写给主编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请代表我们向黄总编致谢。请您顺便告诉他，我比较我的原文细读了他的校稿，体会到他的用心，对于我来说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希望他有空来硅谷做客。”遇到如此较真的作者，由不得你马虎随性，得要小心从事才行。
三
该书最初的写作动因是为了校庆，它出版后，理当首先为黉门庆典锦上添花、擂鼓助兴，以展示其现身说法的教育价值。
2018年10月25日晚，正值校庆主题活动周期间，由本校外国语学院、校友总会主办的“《故园的背影》一书作者、编者、读者见面会”在至善讲堂举行。那天晚上下着很大的雨，但丝毫没有影响听众的热情，差不多能容纳四百人的讲堂大厅座无虚席，过道和外面的走廊也站满了人。主编郭世佑及八位专程从美国赶来的作者在主席台依次就座。见面会一开场，是由郭先生逐个介绍到会的作者，然后是每人十分钟的演说时间。几位校友以学长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了各自的奋斗历史及成功经验，也袒露了通过写作重新认识父亲的心声，引起了台下听众的强烈共鸣。接下来的互动环节，听众提问非常踊跃，作者回答也十分精彩。郭先生的局面掌控能力，临场反应机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谢出版社为北美校友提供了一个为母校80周年校庆献礼的机会，让更多的读者得以走近作者的父亲，铭记那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但对于书稿编辑过程中删除的部分内容，他也数次表达了无限惋惜之意，认为这些内容是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为了避免见面会跑偏主题，会议主持人——外国语学院曾艳钰院长临时提议，请我从编者的角度回应大家的关切。我站起来回答说，出好书是一个编辑的不懈追求，这本书就是一本好书；研究有自由，出版有纪律，出版工作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规章；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对于那些没有注明来源出处的孤证材料，编辑有权删节。好在郭先生也是懂出版之人，适时转移了话题，未再深究了。见面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作者现场签名售书。由于下雨的缘故，营销部的同仁只得将售书台安排在主席台旁边的工作间里，场地狭窄局促，拥挤不堪，但还是当场售出了二百余本。场面火爆、气氛热烈的“作者、编者、读者见面会”，成了此次校庆中最有意义的活动之一。
经由出版社的积极申报，2019年，《故园的背影》一书入选“2019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拟推荐书目”，推荐给老师、学生和家长阅读。我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通报给郭先生。他立马回信，说：“当初拿到湖南师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敝人未必高兴，但得到这个无心插柳的入选信息，还是很开心。此讯息至少可以帮助贵社打消顾虑，它可以说明，该书的政治安全、意识形态的安全都没有问题，证明你我的合作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此书不会让你和贵社留下隐患，十分欣慰。”郭先生说，得知入选的信息比当年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还开心，或许有些言过其实。实际情况是，历史学并非他心仪的专业，其专长在数学。但这番话，至少回应了我答应作责任编辑时向他提出的玩笑诉求。
该书的出版了却了部分北美校友的一桩心愿。有的作者说，“我的父亲十分平凡……如果我不写，就不会有人写”，也就不会有人知道他曾经的存在；“能有机会把他的小故事写成文章，编成书，能让更多人了解农民，我很感激主编的创意。这篇小文章也是我送给老父亲最好的礼物”。不仅如此，书的出版也体现了母校对这些校友的牵挂和情意，从而点燃了他们助力学校发展的热情。他们不仅踊跃捐资助学，还协助学校成立了湖南师范大学北美人才工作站，并接受学校聘请，为学校高端人才引进穿针引线，奔走呼号。
总结《故园的背影——湖南师范大学北美校友笔下的父亲》一书的编辑出版过程，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现代编辑，要具备敏感的选题意识、娴熟的编辑技艺，以及相当的价值拓展能力。而在确保出版安全的前提下，倘若还怀抱一份内心的善良与温情，带着感情来编书，当能赢得作者的信任与尊重，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