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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青春献给你

        日出日落,云卷云舒。又到一年湘江水涨的季节。
        大学毕业那年,好像也正是这个时候,出版社到生物系(现生命科学学院)物色理科编辑。可能是因为我平时喜欢写点文章,也可能是获过“未来教育家”奖,所以最后居然相中了我。可当陈业爱老师(当时生物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通知我去出版社面试的时候,我还是甚感意外。参加面试的领导和老师有贺浪萍、刘周堂、李琪、罗灵山等几位,我记得最后一个问题是“到出版社来工作肯定会比较辛苦,你是否愿意?”我说:“我不怕累,我愿意!”来社工作时,我刚满21岁,那是1993年。
        当时出版社也就二十来号人,办公的地方是上游村零栋(现研究生处办公楼),因为没有正规的仓库,所以当后来书越出越多的时候,图书的存放就成了很大的问题。走廊上、会议室,甚至一些同志的办公室都堆放着书,成了临时仓库,基本上是见缝插针。刚来社的那几个月,我晚上就睡在办公室里,当义务的保管员。如果碰上集中发货,全社员工不论年龄、性别、职务,全部都是搬运工,十几二十个人站成一长线,流水作业,挥汗如雨,那场面真可谓是干劲冲天。劳动中又充满欢笑,因为每一个人都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那份创业的豪情至今让我感动。
        流年似水,逝者如斯。我先后在三个部门工作过:出版部、《科学启蒙》编辑部、总编室。其间的一些事情说起来可能非常平常,但对我来说却记忆犹新,我就只说一件吧。那是1995年,我刚负责出版部工作不久,遇到全球性纸荒,从4月份到6月份,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纸张(书写纸)的吨价从3600元蹿升到7400元,而且是一纸难求。我社的第一套中小学教材《体育与卫生》也正是那一年上马,我先后联系省内二十余家印刷企业,因苦于买不到纸,都不敢承印,均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后由学校出面,专呈报告至湖南省人民政府,希望为我社特批解决300吨纸张,亦无果。眼看开学的时间一天天逼近,而我们的教材迟迟不能开印,社领导和我都是心急如焚。最后几经周折,由当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母庚才先生牵线,为我们找到一个承印厂——河北省衡水市印刷厂,他们有纸!1995年6月26日,我揣着1万多元现金(我第一次身上有那么多钱)和60万元支票从长沙出发,当晚赶到石家庄。那时通讯、交通都不便利,与现在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出差也不能住宾馆。记得那晚住在民航办的一个招待所,同屋的是一个天津人,又高又胖,一脸络腮胡。模样记不大清了,他的鼾声我倒印象深刻,那犹如铁匠铺新来的徒弟在不太熟练地拉着风箱——很响,但又无规律。我是第一次出远门,又带着“巨款”,加上那位天津兄弟的音响效果不错,那晚我彻夜未眠。第2天一早奔衡水,那时没有高速公路,尽管只有一百多公里路,走走停停,也游到下午2点多钟才到。幸亏我比较“灵泛”,上车之前买了3根黄瓜,在车上既当饮料又当干粮。下车后边走边问到达印刷厂,他们生产科几个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签合同的时候,我强调了两点:保证印刷质量、保证课前到书。晚餐他们大概有四五个人陪我吃饭,喝的是衡水老白干酒,价钱不高,度数高——67度。北方人喝酒甚是讲究,规矩也多,我当时是个毛头小伙子,涉世不深,喝酒的时候也不知道偷奸耍滑,来者不拒,杯杯见底。第一次喝这么多白酒,最后自然酩酊大醉。回到房间,胆水都呕出来了,自己躺在床上大哭一场,身体难受,心里高兴——痛并快乐着,或曰痛快。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十几年弹指一挥间。青春渐似暮春的繁花徐徐飘零,梦想亦如夏日的云彩慢慢淡去。难言功绩,遑论成就,但也未曾懈怠,未曾苟且。厌倦时,挫折中,常以“我不怕累,我愿意”的承诺警醒自己,未求闻达于市井,但求无愧于诺言。青春是美好的,而青春的美好就在于它的短暂和不可重复性。我在这个大家庭里得到了温暖和爱,每一天都过得快乐而充实,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拥有无悔的青春!我知足了。
        我想将舒婷的《致橡树》的诗意稍作引申:“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做出版人,我愿意!

    [本文作者:李文邦   原载于《我们: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编辑:黄莉  审核:刘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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